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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7日另外一些画面按照时间顺序应该是下面这样的,这些照片每一张都有各自的内容,他们不是一个整体,只是我今天拍摄到的方方面面我觉得有意思的东西。把他们都堆在这里,让大家看个乐儿。不得不承认,今天是收获的一天,我很快乐。
全民卫生意识的提高
5月17日,一位戴口罩的女士在西单图书大厦选购图书。16日晚,卫生部通报,北京市确诊一输入型甲流病例。在北京,越来越多的市民自觉采取措施防止流感传播,这一举动从侧面说明,在经历了非典之后,市民的卫生意识有了显著的提高。
你吹你的 我看我的
在西单路口,看车人身后的一位吹萨克斯者吸引了我,他和看车人都进入我的视线。
胡同中的散装“84”
在丰盛胡同的一处水站,开始供应散装“84”消毒液。再一次印证全民卫生意识的提高。
哦,这不是猪的错!
接下来的一幕,我觉得很有意思,在一家熟食店门前,一位小商贩带着大口罩,她身边有一只望着他的猪头。口罩和猪,在当下,这样的配搭引起了我的兴趣。有点黑色幽默,是不是在提醒人们,就像世界卫生组织说的,甲型流感的罪源并不是猪,面对这种流感,我们更要科学的发展的看问题。
擦车 邮局门前并排放着的“28”车和路旁一位擦车的女士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关系,它是熟悉的画面,又是历史性的转变。
小领导
在看演出之前,我在政协礼堂大厅里拍到了的等待上场的小演员们。这个“小领导”在说什么?他怎么成了大家的中心呢?
哦,忙碌的李老师
我们从不同的渠道搞到了助残日晚会的门票,得知李老师已经忙活了一下午,我本着不打扰李老师的工作的原则偷偷坐到了二楼,可是热情的李老师给我打了电话,我便在他头顶上给他拍了照片。
灯下的乐手
晚会散场之后,观众涌入停车场。只有这位在路灯下吹笛子的人,依然陶醉在自己的乐曲之中。 2009年5月的第三个周日——助残日的采访札记17日下午,我没有听成中国青年报著名记者刘畅老师的课,因为今天是全国助残日。
下午三点半,华夏出版社旗下的两名残疾作者赵泽华和段云球的新作《坚守生命》及
《锻造奇迹》在北京西单图书大厦举办了现场签名售书活动。 《坚守生命》一书的作者赵泽华女士正在给一位小读者签名。
在签售现场,08年残奥会的两名冠军也到场参加了签售活动,他们分别是乒乓球冠军葛杨、男子标枪冠军朱鹏凯。
朱凯鹏凭借微弱的视力,用接近于把脸贴到书本上的姿势为一对父子签名。
首先,我想向这四位朋友表示尊敬。
作为一个记者,由于工作的关系,我接触到很多残疾人,残疾人刘京生曾对我说过,其实,残疾朋友在和普通人的交往中,最不愿意的就是接受正常人的怜悯。“如果我没有残疾,我并不比你们差,即使我残疾了,我也会和你们正常人一样。”
这句话触动了我,汶川地震之后,报社找到几位与报社关系很好的残疾朋友,每人给灾区的人们写一些寄语。我则为这四位残疾朋友拍摄照片。文章大概是这样的:某某某,是一位残疾人,若干年前,他曾在一次事故中,落下了残疾,他的生活多么不便,但是,命运并没有将他击倒,凭借顽强的精神,他不但和正常人一样享受生命,还著书立说,佳作频出。地震之后,心系灾区的他想通过报纸向地震灾区的人民说:。。。。。
照片应该怎么拍?
是拍摄这些残疾人朋友生活有多么不容易?还是拍摄他们灿烂的笑脸,他们和正常人一样的情感?我选择了后者。
回到报社,编辑看了我的照片,问我:怎么看不出他们残疾呢?
我耳边响起的,正是刘京生老师对我说的那句话。经过我的解释,编辑认同了我的观点。从这个事情,我想说,科学发展的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帮助残疾朋友?
今天,我依然捕捉他们最坚强的一面,那便是他们正面人生的豁达,和像正常人一样的姿态和情感。不同的是,他们为了拥有这样的信心和尊严,不知付出了多大的努力。那一丝微笑的背后,是多少普通人无法承受的痛苦啊。
谈些《梅兰芳》以外的东西没看梅兰芳电影的人就别往下看了,看了的可以一起来探讨
先做人,后为艺
此话说得容易,邱三爷(孙红雷饰),年轻的时候留过洋,学识渊博的他,看了梅兰芳的戏之后,便决定跟着他混。渊博的学识让三爷成了为梅兰芳指路的明灯,和那个有恋童癖的大爷不同,邱三爷是打心眼里喜欢梅兰芳,喜欢梅兰芳的戏,喜欢梅兰芳的艺术。他是个尊重艺术的人,肚子里的那点墨水和留洋的经历让他无法理解梅兰芳打擂台与十三爷对着干的复杂心情。而这一点,也成了他之后一次又一次“糊涂地爱”的始作俑者。 我所谓糊涂的爱,在雇人杀孟小冬、给日本人打电话等地方可见一斑,邱三爷是想用毕生的精力打造一个艺术的瑰宝,然而,在中国特殊的环境下,艺术即使可以远离政治,却无法远离民族情感。艺术可以长存,但艺术发芽的土壤,是唯一的。 与邱三爷相比,集京剧艺术于一身的梅兰芳却显得并不那么看重艺术,“爷爷”走的时候,曾撂下话,什么时候,能把戏子的地位提拔一下。梅兰芳虽然改戏、打擂台,但从根上,他无法摆脱大伯、十三爷的命运,纸枷锁夹住的,不是戏子的艺术,而是戏子的人格。 这就深了,在旧社会,戏子之间最讲规矩,从现代的相声艺术中,我们就可以看出。可是,戏子的规矩也最好打破,你只要是听戏的,一切都是为您服务。在影片中,去美国之前,梅兰芳跟三爷和六爷说起他爷爷的死,他问他们,我梅兰芳是不是也有那么一天?让一个晚辈逼上绝路。其实,以前,戏子们都明白,艺术这东西,长江后浪推前浪,冷不丁的就有人把你超越了,这根本不算什么,唱不下去,死就得了。戏子其实是最瞧不上自己的艺术的,但他们最尊敬的,是几代人为之奋斗的“面子”,戏子的尊严大了去了,但不在脸上写着。 要想搞好艺术,先想想自己应该做什么样的人。 所以,深知这一点的梅兰芳,宁可采取自残的方式,也不允许鬼子强奸了戏子的人格。这一点,邱三爷不会明白。
程蝶衣与梅兰芳
很多人都愿意拿《霸王别姬》和《梅兰芳》作对比,其实我觉得,这两个电影的比较,在邱三爷和梅兰芳的矛盾中,就已经达到释然了。程蝶衣是个戏痴,和邱三爷的观点一样,我就是戏,戏就是我,张国荣尊重的是一位真霸王。而更有意思的是,霸王的人格,却像极了梅兰芳,国亡了,真正的霸王君主,是活不下去的。 所以,在《霸王别姬》中,张国荣看到被拔了犄角的霸王后,绝望中抹了脖子。而梅兰芳,却在“戏”中,越演越清醒,越演越超脱。
化蝶不成,就做只普通的扑棱蛾子 这是我给黎明的评价,不可否认,张国荣的死,让电影艺术蒙受很大的损失。有多少人,想看看张国荣扮的梅兰芳。可话又说回来了,照这电影的纲领,张国荣又能演的几分像呢?我并不是想夸黎明的演出,而是觉得编剧和导演在处理这个角色的时候,就已经超越一个出色的演员对角色的表现力了。有可能,陈凯歌会对编剧们说,如果我们找不到一个像张国荣这样的“戏痴”来扮演梅兰芳,就不要把这角儿往这路子上引,演个简简单单,温文尔雅的梅兰芳,不丢人,真的,黎明。
巧使唤人,不拿演员“当回事儿”
陈凯歌导演,在这部戏中,才是真正的演员。我认为他具备一个一流导演的素质了,就是巧使唤人。怎么说呢,一个好的导演,并不一定提出演员做出改变自己的本色表演太多的要求,除非这个导演要“捧”你。 好导演用演员,就像去超级市场买东西,皮搋子好好地在那摆着,干吗非买个墩布回家改了做搋子呢?话说得损了点儿,我其实是觉得,他可以发现一个演员身上他最想要得东西,黎明的儒雅,陈红的疯劲儿,英达的大智若愚,章子怡的愣,这其实对每个演员来说都是最简单的东西,这些东西,也构成了陈凯歌表演的元素。我只是觉得,孙红雷把邱三爷表现的没什么文化,过于疯癫和世俗,我认为是败笔。 据说,这些日子,娱乐报道中《梅》剧的演员都感谢导演这个,感谢导演那个,我倒觉得可笑,明明是陈凯歌占了你们的便宜,你们的表演又提升了多少呢?这是个笑谈,从演员的角度,我觉得,在“好”导演如云的今天,陈凯歌的做法倒是对演员最大的保护。非让一邻家小妹范儿的演员演猪八戒,演得再好,又能怎么的?不走火入魔人格分裂才怪呢!还是省省吧,谁都不容易。
最后再说一些另类的,我觉得,《梅兰芳》电影中,把民族性格刻画的很到位,简单的几笔,该说得全说了。 先说日本,影片中,把日本军国主义描写的非常重视中国文化,只有消化了中国的文化,才能在中国人民心中真正站住脚。这真的是大和民族,虽然日本今天没统治中国,但是,日本人不但入侵了中国的文化,诺大的一个美国,满大街不也跑遍了丰田汽车?日本民族的狠毒性就在于他非常懂得学习,这让我想起《狼图腾》里,描写小狼学狼嚎的故事,狼就是狼,再拿他当狗,总有它翻脸的时候。所以,该抵制的一刻也不能放松! 再说美国,人们都说美国是个世界民族,什么文化在纽约这块乐土上都能发扬光大,没错,但美国决不会强迫你,看着看着戏,人家该走就走,但是,人家走得无声无息,人家走也得找个尊重你的门出去。在美国演出,那肯定是倍儿有面子! 最后说说中国,难听的话,叫耗子扛枪,窝里横。邱三爷能雇人杀孟小冬,这么尊重艺术的一个人,却为了梅兰芳一个人的艺术毁掉另一个人的艺术,难道他忘了,本是同根生的道理了么?
就说到这里,随便瞎砍,惊醒了谁,谁自己捉摸去吧。赫赫 是你么,打口的一代 在回家的路上,我和张丽晶感慨道,现在,能听的乐队不多了。
其实,那只是身边的那点儿事,在记忆中,好像一个朋友一样若隐若现。伴随我成长的一些歌,我们共同变老的十年。 1997年,我上初中,每天下了课从月坛骑车到中关村斜街卖打口磁带和CD,往往书包里的磁带比书还多。那时花198元买了一本叫《打口的一代》的书,在介绍麦田守望者乐队的文字里,书里写道:97年的夏天,原本好好的麦田守望者乐队像得了强迫症的兔子,被人们冠以“Brit Pop”和“PopPunk”,他们红了。 1999年,我最喜欢The cure乐队,在西四、平安里、中关村、五道口等打口店里,搜他们的专辑。后来我知道,麦田守望者的成员在97年更早的时候在一个叫毛毛虫大乐队里面翻唱The cure的歌,唱遍北京各大酒吧。包括忙蜂。 2000年,麦田守望者推出第二张专辑,漂亮的飞机大翅膀和云里雾里的电子乐,他们后朋克了,随后的一年,没考上大学的我听着他们的歌在黑暗中溜达。 2001年,有一天晚上,我发短信给复读班的同学张丽晶:静静的夜里并不黑,趁着首都光辉,开着窗,我缓慢地来回。。。 2002年,最佳枕边书:J.D赛林格《麦田里的守望者》 2004年,刚学会开车的我拉着大学认识的朋友吕铮去什么地方,在车上,我们听麦守的歌,他说,挺怀旧的。 2006年,大学四年级,我在广告公司上班,白衣白领的我像得了强迫症的兔子,后来张丽晶在她的博客里描写我给她发的那条短信,我看到以后,心里有点不是滋味,我有一种迷失了的感觉。 2007年,朝阳音乐节上,麦田守望者在唱《我们的世界》,好像喷气机划过头顶,我辞职了。 2008年12月的第一个周末,在MAO,我又久违了麦守的演出,一个小时的大合唱,唱得我心里无比感慨。 卖力的吉他手刘乐 肖玮的口风琴演奏
新换的贝司手,大乐离开了麦守
总是梦中麦田,守护每一片金黄 好好干,明年再见 读完《血色浪漫》后的一些思绪放下这本《血色浪漫》已经是夜里四点了,我用大概一周的闲散时间读完了这本小说,这些日子我总觉得自己变得沉默,脑子里尽是小说中和电视剧中的画面,书真是个好东西,让你突然变得很干净。 昨天我在过桑旅的年会,当时的感觉似乎有一点荒谬,但前天晚上的聚会时,一杯老白干下肚后,那种畅快和愉悦却是那么的真实,我得承认,凭着酒劲,我和大家都很快乐!转过天来的年会上,我总有种说不出的感觉,可能这一年中,从我耳边进进出出的话语太多了,一开始我还去辨别真伪,后来便把自己当成个局外人,听之任之,于是,我不由得做了个不称职的版主,但我真的希望,永远不要把不好的东西带到这个地方来,我希望自己在这个地方,做得简简单单,这样最好。 钟跃民,其实他就应该叫在路上,王文喑极其反对我用在路上这个词,也许她唯心的认为这和死离得很近,她的好意我领了,如果真的能够在路上体验死亡,那我倒真想感受感受,并不丰富的阅历让我只能在小说中体验那样的人生,虽然感觉卑微但是至少在书中还能去感受那种热忱,这已经让我很激动了。人是需要创造力的,就像钟跃民说的,社会就像个千层饼,你是哪层的人,一时半会儿是不会去另一层的,但是,只要你有创造力,上上下下的电梯,会把你送到你该去的地方,人生中的起起伏伏,皆是在你做出与众不同的事情后,达成的因果关系。张海洋是这样,宁伟也是这样。 也许,写写会让我不那么沉默,但是我知道,书看多了,人会变傻的,但是在另一方面会变得越发的敏锐,我希望能多读些书,就当自己给自己补充社会学常识了。 至于青岛,其实对我来说,去什么地方看什么景物似乎不那么重要,如果真能去,我都不想带相机,也许和最近的心境有关,这个相机让我有些沉重,我宁愿带两本书和一个能说说话的朋友,我觉得,和去年相比,我沉重了不少,也许是最近比较累,更有可能是工作上有更多的不想做,而我一件一件地完成的时候,我最想做的只是随性的走走,这样我很满足了。也许在青岛的街头,我会融入旅游的大军,在地摊上吃海鲜,在海滨浴场游游泳,坐在黄昏的沙滩上悠然的看看书,或者躺下踏踏实实的睡一觉,是啊,我有些累了。 不过我倒想去看看青岛海洋大学,看看中国的村上春树-林少华教授,他翻译的挪威的森林等书,委实让我的青春生活发生了这样那样的改变,以致我在年以后想起来的时候,能够做出“它就像一只萤火虫,消失在夏夜下过雨的小溪旁,我伸出手,却无法触及那微弱的光亮”如此的修辞。 哎,总的来说,我有些多愁善感,在看过小说的夜晚,我独自写下这些,吃饭的时候,奥利弗说我和车友会的每个人都不一样,说我太另类了,我想了想,其实,我觉得,我只是什么都没做而已。因为,有更重要的东西等着我,让我无法去思考那些不相关的人和事情,从中足可以看出我的自私和幼稚。 书中说道行高的人能够开天眼,看看你以前是什么,开心网说我是个海龟,我还真觉得挺对,以前我一直想当个海龟,高兴了,露出头来看看,不高兴就关门,我管你是谁。谁都为找个庇护所发愁,我却自己自得安生。这在大自然法则中,不显得有点朋克么, 上路吧,带着疑问,带着孤独,还得带着足够的盘缠,管他目的地是i阿尔山还是青岛,只要在路上,一切都还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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